八月初，度支书院的第二期开课了。学生从十几个人变成了三十几个人。卢家的、郑家的、崔家的、王家的，还有几个普通商户的子弟。杜荷把课程分成了两段：上午讲核算方法，下午做案例分析。案例全部来自商税清核司最近一期公开的核查报告。
八月中的一堂课上，杜荷在黑板上画了一张图。商税数据从四门到国库的全流程。四道闸。每一道闸上现在都有一个标签：四门监，已控。太府寺，已通。度支司，待通。门下省，已开。
“四道闸现在通了三个半。”杜荷用炭条在度支司那一栏下面画了一道虚线，“剩下半道不是闸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度支司里还有人在用旧规矩卡新数据。但他们卡不住了。因为现在全长安的人都在用同一套数据说话。四门监在用，太府寺在用，商税清核司在用，门下省在转呈，连大理寺都在用。度支司如果不用，他们自己就会变成唯一一个跟所有衙门对不上的数据孤岛。一条河上所有的船都在往同一个方向开，只有一条船停在原地。用不了多久它就会被水流冲走。”
一个学生举手：“杜先生，度支司的人为什么不主动把最后半道闸也打开？他们不是已经知道自己卡不住了吗？”
“因为他们不敢。打开闸的那个人就是承认之前关闸的人有责任的第一个人。在这条链上，没有人愿意当那第一个人。”
“那谁会当那第一个人？”
“不是一个‘谁’。是一份报告。商税清核司的下一期报告上会明确列出度支司的入库数据跟其他三个数据源之间的差额。差额出了，闸就不是被谁打开的，是被数据逼开的。”
课后，狄仁杰从大理寺过来了一趟。他是来给度支书院的学生做一场分享的。分享的题目不是刑案，是他在大理寺处理卷宗时发现的一个规律：官员考评档案上的评语跟他们的商税记录之间有高度相关性。考评越好的官员，其主管范围内的商税漏报率越低。但这个规律不是普遍的，太府寺那四个被查出来的官员考评也全是优。他们的优是假的。假优和真优的区别不是在评语上，是在数据上。真优的官员主管的商税漏报率逐月下降，假优的官员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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