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请出示身份证。"
我摸了摸口袋。
空的。
我出门只带了现金，连手机都没带——怕沈渡突然开了定位。
"没、没带。"
年轻警察看了我一眼。
凌晨两点。
没带身份证。
满手辣椒面。
嘴唇肿得跟被蜜蜂蛰了似的。
穿着黑色连帽卫衣。
"请您跟我走一趟。"
"等一下，"我指了指桌上那盘还剩三个的生蚝，"我能先……"
"不能。"
我被带上了警车。
上车前我回头看了一眼那盘生蚝。
路灯下，蒜蓉闪闪发光。
那是我这辈子距离生蚝最远的一次。
警车上还坐着那个斜对面闷头吃串的人字拖哥们。
他鼻涕眼泪一起流，嘴里不停念叨："我就是出来吃个烧烤啊……我明天还得上班啊……"
我在心里默默嘲笑他：至于嘛？又不是犯了法。被带去问两句话，说清楚就放了，你哭什么？
真丢人。
下一秒——
咔嚓。
手铐扣上了我的手腕。
冰凉的。
我低头看了一眼那副手铐，觉得有点眼熟。
我家里那个男人的抽屉里，也有一副长这样的。
当时的我还不知道，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将是我人生中社死程度排名前三的经历。
前两名分别是——婚礼上致辞念错新郎名字，以及在公司年会上踩裙摆摔了个全场最佳。
但那天之后，它们都得让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