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老贵的脸都白了。
他蹲在门槛上，一宿没进屋。烟袋锅子里的火一明一灭的，把他的脸照得一会儿亮一会儿暗。屋里头，桂花的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高的像拿指甲刮铁皮，低的像含着一口水在嗓子眼里咕噜。她一会儿唱，一会儿笑，一会儿又哭，哭得像谁拿刀子剜她的心。
天快亮的时候站起来，孙老贵把烟袋锅子往鞋底上磕了磕，对媳妇说：“我去找老赵。”
队长叔听着孙老贵媳妇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把事情说了一遍，抽了半天烟才把烟灰磕在地上，走到孙老贵家。他站在窗户根底下听了一会儿。里头桂花的哭声停了，可笑声又起来了，又尖又细，听得人后背直起鸡皮疙瘩。
接着，她又唱起来了，唱的什么调子谁也没听过，词也含混不清，听着像是在喊谁的名字，又像是在骂谁。队长叔听了一会儿，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撞邪了!”他说。
跟桂花一起上山的几个娘们，也先后都不对劲了。赵家媳妇发着高烧说胡话，翻来覆去就两句：“别过来，别过来。”问她谁别过来，她不说，只是把被子蒙在头上，浑身哆嗦，牙齿磕得咯咯响。她男人想把她从被窝里拽出来喂药，她抓着他的胳膊，指甲掐进肉里，掐出血印子，嘴里还在喊：“它在窗户外面站着呢！它在看我！”
李婶子家的儿媳妇更邪性。大半夜的穿着单衣跑到院子里，又唱又跳，唱的那些曲子谁也没听过，调子又尖又细。
任谁听起来，那都不是人唱出来的那种，是有什么东西借着人的嗓子在往外倒。调子拉得又长又弯，拖到高处猛地一折，像是嗓子眼里卡了根鱼刺，上不去下不来，就在那儿尖着、细着、抖着。那调子不像是北方的，也不像是南方的，倒像是从地底下翻上来的——腔调里没有规矩，没有章法，只有一股子不管不顾的疯。
左邻右舍都醒了，窗户纸后面有影影绰绰的人形，贴在那儿，不敢出声。风从院子里穿过，把那阵唱声送到屯子的每个角落。有人用被子蒙住了头，有人把孩子搂得更紧了。
那唱词断断续续的，像是什么东西不常说话，舌头还捋不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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