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非典的爆发，对那几个不法分子来说，是一次发大财的机会，他们不可能坐视不理。老方派人从张老板的企业档案，查找那三十多个疑似非典病人中，本地打工仔的资料，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
不法分子必定要从这里下手。
他要迅速做通他们家人的工作，要求他们配合公安警察，一旦发现有不法分子兜售特效药，立即上报。当然，他也知道，不是每个人都会积极配合，在这种生与死的选择中，有些人更轻信不法分子的游说，瞒着公安警察做傻事。因此，他要两手准备，还要把监管人的通讯工具，控制起来。
老方采取的是一种内紧外松的手段。他很清楚，那个与不法分子勾结的内部人，也瞪着一双眼睛，注视监管人的资料，同时，在想方设法打听他的工作部署。
因此，他要设下一个圈套，等那个家伙往圈套里钻。
他要求那些调出资料的人，根据各个疑似非典人的住址分解到所辖的派出所。这样，各派出所并不能掌握最全面的资料，所以，可以根据不法分子与某个疑似非典人的家人接触，判断出那个派出所出了问题。
最后，他又把那些资料汇总成一套，送回公安局办公室存档，并安排专人保管，记录好有谁来翻看这些资料。
其实，在此之前，老方也圈定了几个可疑对像。这几个人必须具备如下条件：第一，泄密人的职务应该不会太高。比如副局长、科长，甚至副科长们，都很清楚这件事的严重性，败露后，要承担多严重的后果，因此，不法分子很难收买他们。也就是说，没有相当的利益，副局长、科长，甚至副科长们绝对不会冒险那么大的风险。
第二，泄密人能够接触到疑似非典人的资料。比如，在公安局办公室、突发事件处理办公室等部门的工作人员。
第三，泄密人一定方便使用复印机，或传真机，要么复印了疑似非典人的资料带出去，要么用传真机直接发出去。当然，他更偏向于前一种可能。
老方把那资料交到局办公室，如果，泄密人不是办公室的人，就会过来打听，以各种名义复印那些资料。如果，没人其他部门的人复印那些资料，那问题就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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