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也在登。标题写的是‘中国军队围困日军，欲将其活活饿死’。舆论压力很大，外交部的意思是，这事不能硬顶。”
何婆婆拿起那份文件，一页一页地翻。外交部的摘要写得很简洁，每一行都像从一篇文章里抽出来的骨架，没有水分。他把文件放下，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烟雾在灯下慢慢散开，飘向天花板，又被窗缝里挤进来的冷风吹散。他弹了弹烟灰：“给大队长的消息传过去了没有？”
“已经上交了。大队长那边回话说，让您相机决断。”秘书说完，退后半步，像在等一个肯定会来的反应。
何婆婆把烟叼在嘴边，盯着桌上那叠文件看了一会儿。那几个字在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相机决断”的另一种说法，就是锅已经递过来了，接不接都到你手边了，你不接它也在你脚下。
他吸了一口烟，慢慢吐出来，烟雾被窗缝的冷风吹得七零八落：“相机决断……说得轻巧。现在几国大使堵到门口，报纸上把我写成屠夫，他跟我说相机决断。”
他在军政部干了这么多年，什么场面没见过。他太清楚“相机决断”这四个字的分量了。大队长不直接下命令，让他自己拿主意。
办好了，是大队长用人得当。办砸了，是他何应钦判断失误。里外里，他都是站着的靶子。
他把烟掐灭了，在烟灰缸里转了两下：“那群洋鬼子，打仗的时候不见人影，围困的时候倒出来当圣人了。日本人杀了几十万中国人的时候，怎么没人说不人道？”
秘书站在旁边，没有接话。他知道这些话不是问他的，只是不该接的时候最好闭嘴。
何婆婆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天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像随时要塌下来。他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的文件哗哗响。
他站了一会儿，把窗户重新关上，转过身来：给外交部回话，说我知道了。几位大使来了，我见。
谈可以谈，但不能说放就放。那一万多日军，不是我们抓来的俘虏，是他们自己撤不出去，被困在炮台里的。要放，也得有个说法。”
秘书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又抬头看他一眼：“那江阴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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