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国胜的笔尖在纸面上方悬了片刻，然后落了下去。
钟国胜没有写“尊敬的某某领导”，也没有写“我要举报谁谁谁”，他写的是自己。
“我叫钟国胜，今年十八岁，住东城区南锣鼓巷九十五号大院后院东耳房。我父亲钟大山，原红星轧钢厂保卫处内保大队大队长，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为保护工厂财产和工人生命安全，与潜入厂区破坏的敌特分子英勇搏斗，壮烈牺牲，后经组织追认为烈士。”
钟国胜停下笔，把这一段默念了一遍，没有修饰，没有形容词，全是事实，是事实就够了。
“父亲牺牲后，我母亲悲痛过度，一病不起。家中无积蓄——父亲生前每月工资大部分寄给了战友遗属，积蓄只有几十块钱，母亲需要吃药，需要治疗。但父亲牺牲后，轧钢厂应发放的烈士抚恤金迟迟不见。母亲等了一个月，等了两个月，等了三个月。等到病情恶化，等到药都买不起了，还是没有等到。”
钟国胜深吸一口气，把笔重新按在纸上。
“母亲病逝后，我成了孤儿，按照相关政策，烈士未成年遗属每月应有抚恤补贴，标准为每月二十元。但从母亲去世至今，近三年时间，这笔补贴我分文未见。父亲牺牲后，他的岗位按规定应由家属顶替或保留，但我从未见过任何审批表格，至今不知道父亲的工位去了哪里。抚恤金、补贴、工位——这三样东西，我一样都没见到。”
写到这里，钟国胜停了下来，他把笔搁在墨水瓶口上，两只手搓了搓脸，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
接下来要写的，是九十五号大院的事，这些事比抚恤金的事更难写——抚恤金是数字，是政策，是白纸黑字的东西，但大院里的这些事，桩桩件件都是人心。
钟国胜重新拿起笔，笔尖落在纸上。
“以上是轧钢厂层面的事情，下面我要反映的，是我在九十五号大院这三年来的真实遭遇。”
“我父母双亡后，没有经济来源，靠着打零工勉强活命，糊火柴盒、给副食店搬货、冬天帮人搬白菜，一天能挣几毛钱。一个月下来，好的时候能挣十来块。但九十五号大院的管事人——一大爷易中海（红星轧钢厂八级钳工）、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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