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甫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以惠贫。”而赵佶、蔡京推行新法的目的则在于“始求羡财，以供侈费”。即搜刮民服民青，以满足皇上及其宠臣极度荒淫的生活所需。
蔡京与王安石不仅个人品质截然不同，而且施政方针形同实异，他所推行的崇观“新”法，根本不配以改革相称。蔡京虽然敢于改动祖宗成法，但当改者不改，冗官、冗兵现象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国家财政供养的官员近五万人，军队达到了百万，强干弱枝的传统国策本应加以调整，可是蔡京等人依旧萧规曹随，以致‘州郡遂日就困弱’；而不当改者又大改特改。如抛弃外戚不任军相、宦官不典机密、宰执应避亲嫌等不少旧规，涌现出外戚宰相，兄弟宰执，父子宰执，并开创了第一次宦官干政的局面；为了粉饰太平，赵佶、蔡京也曾实施过一些貌似利民便民的慈善之举，诸如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之类，然而往往口惠而实不至。
赵佶、蔡京推行新法的重点在于理财，并且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可这批钱物除供赵佶挥霍而外，又被各级硕鼠大量侵吞，他们假享上之名，济营私之欲，渔夺百姓，无所不至，这些都意味着朝政极度腐败。至于其效果，当时人有评论：“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两人所推行的‘新’法只不过是盘剥民众的幌子而已！
“宋绝非亡于革新，而是亡于胡改乱革！”赵柽揉着脑袋在颠簸的马车上想了三天得出了这个结论，而自己如何在其中杀出一条‘血路’，找到一条‘康庄大路’真不是一件易事！赵柽权衡着，思索着，在新旧之间徘徊，他明白现在不改面临的肯定是灭亡，而改又如何去改，如何中兴大宋，如何实现富国强兵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