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蔽之，王荆公不失为君子、诤臣，而蔡京则是个十足的奸佞之臣，王、蔡二人岂能混为一谈！”赵柽笑笑总结道。
“嗯，王爷所言令人顿悟，王荆公与东坡先生、涑水先生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在于王荆公看到的是自己变法处于善意，为国为民，且仓廪丰满，税赋剧增。而东坡先生、涑水先生看到的却是新法执行的种种问题及实际社会效果。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结论截然不同，矛盾当然便无法调和！”陈东击掌言道，
“也可以这么说吧！”赵柽笑笑道，心却说果然‘年轻人’敢说，可也说到了点上，当年有着高度政治敏感的司马光，觉察到了变法的不妥，但具体哪里不妥限于其见识，他不可能作很准确的描述，只能通过变法造成的一些恶果来解释他反对变法的原因，在宋神宗面前不断和王安石争辩，却无法对变法方案作出有力辩驳，只能以“不妥”二字蔽之，结果造成了神宗认为他在无理取闹，他也不得不出走洛阳。
“圣人有‘体用、本末和义利之辨，王荆公即为圣人弟子，读的也是圣贤书，但其所谓’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以及‘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云云，一切尽为求财，有违圣人之意！”杨时道。
“龟山先生此话也不错，但圣人也是人，在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说出这些话，正恰如干旱逢霖，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如今已过千年，有些话就有些不合时宜了！”赵柽喝了口水道，他明白自己和这些大儒讲这些，十个绑在一起都不是个，只能往务实上引导，“当年的熙宁变法，是以解决国用不足，或是府库不丰的问题为急务，并不是以发展民生经济为急务，而其在行动上与言中常用理财，确与圣人语和国体不合，且神宗皇帝一味地强调‘当今理财最为急务’，王荆公也不得不俯就、迎合这一旨意，以致激起朝臣之间的政争以至党争！”
几个人听赵柽说得新颖，也合情合理，频频点头，赵柽话锋一转道：“但错在王荆公当时用了不恰当的方式和不合适的人去做事，如果其以范公仲淹所说的厚农桑、开河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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