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并存的局面，而不同的制度当然不可能在统一的国家内互相平行的发展，发生剧烈的尖锐的斗争便不可避免。
政治、军事制度在不同地区呈现的不同状况，实际上正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在上层建筑中的必然的反映。和封建地主不同，金国女真贵族不是依靠占有土地的多少去剥削农民和奴隶，相反，而是依据占有奴隶和牲畜的多少来确立对土地的占有权利。
‘受田’是金国女真关于土地占有的基本制度。按照太祖阿骨打制定的这个制度，女真贵族依据占有奴隶和牲畜的多少，占有不同数量的耕地。制度规定，凡占有耕牛一具（三头），民口二十五，即受田四顷零四亩，当然这也不是没有限度的。而作为受田依据的所谓民口，不单只是女真部落、氏族的平民，还包括奴隶。
因此占有奴隶和牲畜越多，就越可合法地多占土地。对外作战中，掳掠奴隶和牲畜，也就成为扩大土地占有的必要条件，也成为女真人不断发起对外战争的重要因素和动力。
阿骨打死后，吴乞买即位继续推行这种受田制度，并进而确立了赋税制，他下诏说：“今年大丰收，没有贮蓄，怎么备饥荒？命令每牛一具，纳粟一石。每个谋克部置一仓库贮存。”去年又下诏规定：“内地诸路，每耕牛一具，纳粟五斗。”
金国的受田制既然是依据牛具的多少，赋税的征收也不是依据田亩或人口，而是以牛具为单位，所以又叫牛头税。这种赋税制，显然主要是奴隶主的国家向奴隶主和部分平民征收的粮税。从事耕作的奴隶一无所有，他们还不是征税的对象，但是劳作的却是他们。
随着掠夺奴隶的增加，女真原居地的土地必然要不足耕种，阿骨打时即陆续把女真人迁徙到新占领的地区，外迁的女真一批大小贵族，便也成为大小不等的奴隶主。他们抢占了蕃汉各族最富庶的耕地，他们为了增加日益增大的生活和军事开支，又不断加重汉族的赋役。
随着金朝内地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更多的土地耕作，也更需要民户当劳力。金廷对降附区的人民，为了防止他们反抗和掠夺他们的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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