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律师打电话过来，语气软了一些，说可以谈。宋祁连没接这个话，把电话挂了。他跟江眠说：“他想谈，说明他急了。不急的人不会主动打电话。”江眠看着他。“你以前做医生的时候，病人急了你也这样？”宋祁连想了想。“病人急了我会问他哪里疼。他急了我会查哪里有问题。一样。”
江眠笑了一下。
晚上两个人坐在酒店房间里，面前摊着几份法律文件。江眠翻着一页页密密麻麻的条款，看得头疼，把文件合上了。宋祁连还在看，看得很仔细，每一页都翻得很慢。他看文件的样子跟他看病历的时候一样，不急不躁，每一行都过一遍。她靠在沙发上看他，看了好一会儿。
“你以前看病人也这样？”
“嗯。”
“看这么久？”
“病人的命在手术台上，不是在病历上。看仔细了，少出错。”他翻了一页，“你这事也一样。看仔细了，少赔钱。”
江眠笑了一下，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凉了。她把杯子放下，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脑子里翻来覆去的不是那些法律条款，是陈耀祖那张脸。她没见过他，但能想象出来——五十多岁，头发灰白，戴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笑起来像个大学教授。跟谢永昌一样。他们那种人，笑的时候你以为他在跟你聊天，其实他在算你。算你的弱点，算你的底牌，算你什么时候会撑不住。江眠睁开眼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的灯白晃晃的，照得人眼睛不太舒服。
“宋祁连。”
“嗯。”
“你说陈耀祖还会做什么？”
宋祁连把文件放下，靠在沙发上。“他会等。等你撑不住。”
江眠看着他。“你觉得我会撑不住？”
宋祁连看着她。“不会。”
“为什么？”
“因为你还没撑不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