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了一圈，再结合自己多日的调查，说市面上流通的盐引比官府核发的数目多出了将近三成，多出来的盐从哪来的，不用查也知道。
徐中行正坐在窗边擦拭他的剑，剑身三尺二寸，窄而薄，是他十七岁那年靖远侯送他的冠礼，剑柄上刻着“中正”二字，他很少拔它出鞘，但每次出门办案必定带着。
听到方先生的禀报，他把剑插回鞘中，放在桌角，推开窗户朝外看。
对面那间盐行门前停了七八辆运盐的牛车，几个账房先生模样的人正围着车清点货物，看起来一切正常。
盐行隔壁的巷子里，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正蹲在墙角，面前摆着一个小摊，卖的是自家晒的盐菜，雨水顺着她破旧的斗笠往下滴。
这样的贫富对比在淮安城里随处可见，盐商们住在高墙大院的花园洋房里，码头上背盐的苦力连一双像样的草鞋都穿不起。
徐中行看着那个老妇人，看了很久，关上窗户，对方先生说。
“记账。”
从第二天起，他便开始以绸缎商人的身份混迹于淮安的茶馆酒肆之中。
他换了一身宝蓝色的绸袍，说话的口音也换成了金陵腔。
徐中行在太学时有几个金陵的同窗，学他们的腔调学得惟妙惟肖。
他坐在茶馆里和本地商人喝茶聊天，不动声色地把话题往盐运上引，听他们说盐运司里谁谁谁又新娶了一房小妾，谁谁谁又给府台大人送了一对玉狮子，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每一句都记在心里。
与此同时，赵福则混迹于码头和脚力行，请那些背盐的苦力喝酒，打听到盐运司克扣力资、私卖余盐的勾当，前几个月有个姓周的师爷想揭发账目，第二天便掉进运河里淹死了，官府说是失足落水，但大家都心知肚明他到底是怎么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