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组由陈老领衔，负责陶瓷器的鉴定。柳絮带回来的陶瓷器有上千件之多，从唐代的三彩骆驼俑到宋代的汝窑天青釉洗，从元代的青花缠枝牡丹纹罐到明代的斗彩鸡缸杯，时代跨度之大、品类之全、品相之完好，让陈老在开箱的第一天就犯了心脏病，不是夸张，是真的犯了心脏病。随队军医给他含了速效救心丸，他缓过来之后第一句话是：“别管我，把那个汝窑的盘子再拿近点，我刚才没看清釉面的开片走向。”
三天后，陈老出具了第一批陶瓷器的初步鉴定报告。报告里有一句话被江涛用红笔圈了出来：“经初步鉴定，此批陶瓷器中，有十七件与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流失文物档案记录完全吻合，可确认系抗战期间从故宫南迁文物中劫走之藏品。其中一件北宋汝窑天青釉无纹水仙盆，全世界现存汝窑器不足百件，此件与台北故宫所藏之无纹水仙盆系同一窑口、同一批次出品，堪称国宝中的国宝。”
第三组由马主任负责青铜器的鉴定。柳絮带回来的青铜器数量不多，只有四十多件，但每一件都是重器。商代晚期的饕餮纹方彝、西周中期的毛公鼎残片，虽然只是残片，但上面铭文的字数比现存台北故宫的毛公鼎还要多出二十三个字。马主任在看到这片残片的时候，沉默了很久，然后摘下眼镜，擦了擦眼角。
他的老师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亲眼见到毛公鼎的全貌。他在鉴定报告的备注栏里写了一行字，“此残片铭文内容涉及西周中期土地制度，学术价值不可估量。建议与台北故宫所藏毛公鼎进行联合研究，以期还原全鼎原貌。”
第四组由孙教授和林教授负责古籍善本和档案文献的整理。这是工作量最大、信息密度最高的一组。柳絮带回来的纸质档案装了整整四十三个板条箱，包括日军在东南亚各地的贵金属征收清单、资产转移明细、瑞士银行账户凭证、与中立国财团的秘密协议副本，以及山下奉文与东京大本营之间的加密电报往来。
其中一批用日文和英文双语书写的文件引起了林教授的高度警觉，那是日本军方与瑞士某银行签订的秘密托管协议，协议中明确约定了战后资产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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