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晚上。
沈老爷子坐在书桌前，桌上放着一沓信纸和一支钢笔。
他沉默了很久才开始动笔。
第一行字写了又划掉，第二行字写了一半又停下。
不是不知道写什么，是在想该怎么写才能让看到这封信的人相信，这里面写的是真话。
他重新铺了一张纸，笔尖落在纸面上，一笔一划的写，字迹很工整，像是在给这十年的沉默做一个了结。
他先写了时间——
十年前的那个秋天，具体到月份和日期范围。
然后写了地点，省城某单位的项目现场。
当时，他作为上级单位派出的督导组成员去检查项目进度。
他写到了当时在场的人，先是曾志远。
那时候，他已经是省里的主要领导了，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站在项目现场临时搭的棚子下面，跟几个施工方的人在交谈。
沈老爷子当时站在不远的地方，听了几句，没有走过去，但看到了曾志远在跟其中一个人说话时递过去了一个信封。
那个信封不是公函，不是文件，不是任何在项目现场应该传递的东西。
沈老爷子没有看清信封里装的是什么，但他看清了接信的人是谁——是施工方的一个负责人。
他写到曾志远在项目现场当众说了一句话，原话他记不清了，但大意是“这个项目，我说了算”。
这句话放在当时的环境里不算出格，但结合那个信封和之后的资金去向，就显得不那么简单了。
沈老爷子写完这几段之后，停了笔，把已经写好的几页纸从头看了一遍。
他又补了一段，写了曾志远在项目完工后的庆功宴上说的话——
“这个项目能做成，大家都有功劳。”
这句话单独拿出来没有问题，但放在当时的环境里，沈老爷子觉得它在暗示“该拿的好处大家都拿了”。
他没有把“暗示”两个字写进去，只写了原话和当时的场景。
他知道信里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逐字核对，不能有任何主观判断，只能写他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内容。
最后，他在信末签了自己的名字，注明了自己的身份和当时的工作单位。
然后从抽屉里翻出一张旧照片，是他当年参加那个项目督导时拍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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