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响了好几遍才接通，那头有些嘈杂，像是在外面。
韦红霞的声音平静得如一潭死水，只说了一句：“你爸走了。”
电话那头猛地沉默了一下，嘈杂声像是被人用手死死捂住了片刻。
过了几秒，孙长林的声音才重新出现，比刚才低哑了许多：“我订机票回去。”
韦红霞应了一声，挂了电话，坐在沙发上等救护车来。
过了一会儿，走廊里有了杂乱的脚步声和说话声。
有人进来，有人出去，有人问她什么，她都一一答了。
但那些话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跟她没什么关系。
她站在卧室门口，看着他们把孙素军抬上担架。他的脸被白布盖住了，她看不见。
韦红霞没有跟过去，只是站在门口，等他被推走，等屋子重新归于死一般的安静。
孙长林回来以后，韦红霞跟他没有说过一句多余的话。
他处理丧事、联系殡仪馆、通知亲友；
韦红霞做饭、洗碗、打扫。
他们像两个合租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各自承担各自的份额，各自把各自的那段路沉默地走完。
丧事办得很简单，来的人不多。
有几个是孙素军生前的同事，在灵堂前站了一会儿，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客套话就走了。
韦红霞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外套站在旁边，有人跟她点头，她也点头；没有人跟她说话，她也不主动开口。
她整个人像是一尊褪了色的雕塑，融进了这灰蒙蒙的冬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