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把钝刀，在她身上来回地锯，锯不出血，但疼。
赵大彪还是天天来送汤，还是把保温桶放在台阶上，还是帮她打扫院子、喂鸡、喂鸭。
他不再说“明天别去了”这样的话了，他只是做他能做的事，用那只瘸腿撑着那副日渐佝偻的身体，一点一点地把她从泥潭里往外拉。
拉不动他也拉，哪怕只能拉住一根手指头。
韦红霞知道他在拉，她知道自己在下坠，她甚至知道自己不该下坠。
可她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越是想抓住什么，越是往下掉；越是往下掉，越想抓住什么。
不知道自己想抓住的是什么。也许是钱，也许是儿子，也许是一个不会走的男人，也许只是一张麻将牌。
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太远了，远到看不清起点在哪，也看不见终点在哪。
那个月的最后一天，韦红霞去镇上查了存折，五万一千块，比上个月还少了两千。
她站在ATM机前面，看着屏幕上那行蓝色数字，看了很久。
然后她取了两千块出来，去了王老三家。
那天晚上她输了一千八，回家的时候已经快凌晨一点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她看见赵大彪没有坐在门槛上，保温桶也没有。
台阶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只有月光照在上面，白花花的，像铺了一层盐。
她站在门口愣了好一会儿，心里忽然涌起一阵说不清的恐慌——他是不是不来了？他终于对她失望了？她被丢弃了？
韦红霞蹲下来，伸手摸了摸台阶上的那层月光，凉的，凉的像冰，凉的像那个永远不会再响起的保温桶。
院门从里面打开了，赵大彪站在门口，手里还拎着保温桶。他一直在屋里，在堂屋里坐着，没有开灯，就那么坐着等她。
“红霞姐，汤还热着。”他把保温桶递过来。
韦红霞蹲在台阶上，没有接。她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一抖一抖的，没有声音。
赵大彪站在那里，看着她发抖的肩膀，心里像被人用手掐死了一样疼。
他蹲下来，把保温桶放在地上，伸出手，轻轻拍了一下她的后背。
一下，两下，三下。
韦红霞哭出了声，把嗓子扯开了的那种哭，像一只被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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