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苏瑜展现出他作为参谋长细致严谨的一面。
他召集了两师，团以上的干部，详细分配任务，明确攻击信号、撤退路线、伤员转运、俘虏处理等每一个细节。命令清晰，责任到人。
周泽远在一旁听着，偶尔插一句嘴，给他查漏补缺。
这一幕要是看在外人眼里，还以为苏瑜是军事主官，周泽远是参谋长。
当各项事务安排妥当之后，周泽远赞了一声：“这细致活，我可干不来，咱们整个七军团，也就你了。”
苏瑜苦笑一声：“都是被逼出来的！”
一句话，道尽了多年的心酸！
他这种近乎苛刻的严谨细致，并非与生俱来。
早年在红四军时，他也曾是个敢打敢冲、更偏临机决断的指挥员。
可自从乐绍华空降到红七军团担任政委，一切都变了。
这位留苏归来的政委，对军事一知半解，却手握重权，尤其迷信“正规化”、“计划性”。
他要求作战计划必须详尽到连一级的部署，对任何临机处置都抱有极大的不信任，动辄扣上“游击习气”、“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
荀淮州和他，就像被套上了双重枷锁。
外面是步步紧逼、实力悬殊的敌军，内部则是掣肘不断、动辄得咎的指挥环境。
任何一次战术失误，都可能被无限放大，成为“路线错误”的证据；任何一次计划外的调整，都可能面临事后追责。
失败一场，对于这支本就弱小的部队而言，很可能就意味着万劫不复。
他们输不起，甚至连惨胜都承受不起，必须追求以最小代价获取确定战果。
这就逼着苏瑜，只能把方案做得细致、细致、再细致。
他必须提前预想到战场上可能出现的绝大多数情况，并为之准备好备案。
他必须把命令分解到每一个关键节点，明确到具体的人，减少执行过程中的模糊和偏差。
他必须反复推演，计算弹药消耗、行军时间、伤员后送能力等等一切可以量化的东西。
某种程度上来说，苏瑜和荀淮州这两年军事指挥能力的飞速进步，这种被内外夹攻、如履薄冰的恶劣形势，也是“功不可没”。
周泽远看着苏瑜眼中一闪而过的疲惫与无奈，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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