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一下”“转身”“看镜头”“不要笑太开”。
他跳了一整个上午，直到摄影师比了个“OK”的手势才停下来。
广告拍完了，他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闭着眼，一句话不想说。
采访那天倒是轻松一些。
Emiko坐在他旁边，全程主导对话，记者问的问题大部分抛给了她，偶尔转到他这边，也都是些简单的问题——
“你学舞多久了”“和Emiko合作什么感受”“未来还有什么计划”。
他答得简短，比平时骂人用的字数还少，Emiko在旁边适时地接话圆场，不让冷场出现。
采访结束的时候，Emiko偏过头看了他一眼：“Youdon'tlikethis.（你不喜欢这样。）”
“Obviously.（显而易见。）”
这两周里他唯一没有中断的，是晨跑。
每天早上六点半，他依然准时换好衣服出门，沿着那条种满棕榈树的小路跑到山脚再折返。
跑步的时候他可以什么都不想——不想广告、不想采访、不想那些推不掉的人情、不想约翰·卡特那顿饭桌上的话。
呼吸声和脚步声填满了他的耳朵，脑子里空空的，像一个被清空的文件夹。
那是他一天里唯一能放空的时间。
跑完之后冲澡、吃早饭，然后打开手机开始处理那些“不得不回”的消息。
那些“不得不”像一根根细线缠在他身上，缠得他无法呼吸。
直到有一天他晨跑回来，站在门口台阶上喘气的时候，脑子里忽然冒出一句话——“与其被这些零碎的事磨死，不如干脆跳进那个坑里。”
他站在那里想了很久，胸口还在起伏，汗顺着下颌线往下淌。
然后他推开门，走进屋，拿起手机，翻到约翰·卡特的号码，拨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