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眼，没动。
“法租界宝昌里九号的备用安全屋，”吴敬中压低了声音，“那地方除了我，现在只有你知道，里面有一些……重要的东西，万一将来天津站出了什么变故，这把钥匙就是咱们的退路。”
余则成看着那把钥匙。
他明白吴敬中的意思。
这不仅仅是一把钥匙，这是吴敬中把自己的老底交到了余则成手上。
金条，秘密账户，可能还有一些不能见光的文件。
从今天起，余则成和吴敬中之间就不只是上下级了，而是绑在同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谢站长信任。”
余则成把钥匙收了起来。
吴敬中又给他倒了一杯酒，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津站里的人事安排。
八点半，晚宴结束。
吴敬中的车先走了，余则成说自己想走走，消消食。
街上冷得要命。
腊月的天津，海河边上刮过来的风像刀子似的往骨头缝里钻，路灯昏黄，行人稀少，只有几个拉洋车的在街角蹲着搓手。
余则成竖起大衣的领子，把脸埋进围巾里，沿着大马路往北走。
他的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着一件事。
情报。
他手里有太多情报了。
天津站的人员编制，行动计划，密码系统，吴敬中的走私网络，陆桥山的情报科布局，甚至沈默之这次来查账的细节。
这些东西随便一条送到延安，都是无价之宝。
但他送不出去。
秋掌柜撤了，鸿仁堂被端了，天津的地下党交通站彻底瘫痪。
他就像一座孤岛上的灯塔，灯亮着，信号在发，但整片海上连一条船都没有。
余则成走过了三条街，在第四个路口拐进了一条窄巷。
巷子很暗，两边是关了门的店铺，招牌在风里吱呀作响。
他在第三个码头的邮筒旁边停下了脚步。
邮筒是铁皮的，锈迹斑斑，旁边有一棵老槐树，树干上有一个拳头大的树洞。
余则成四下看了看，确认没有人。
他把手伸进了树洞里。
手指碰到了什么东西。
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纸页已经发黄卷边了。
他把它掏出来，借着邮筒旁边微弱的路灯光看了一眼。
1940年的旧日历。
余则成的心跳猛地加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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