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连续下了三天三夜，将整个天津城盖得严严实实。
海光寺的日军司令部大楼在漫天风雪中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街道上的电线杆上挂满了冰凌，日军的测向车顶着风雪，缓慢地在租界的马路上巡逻，车顶上那圈巨大的环形天线在白茫茫的雪景中显得格外扎眼。
日军突然宣布，为了防范“重庆分子”利用年关破坏防务，从即日起，对天津商埠及西郊实施最严厉的戒严。
这被称为“年关封站自查”。
所有进出天津站的电文、物资公文，都必须经过日军宪兵司令部与天津站机要室的双重审批。一时间，天津站内人人自危，收发台前堆满了等待复核的单据。
“余主任，这是今天早上西郊关卡退回来的公文，您瞧瞧。”刘波揉着红肿的眼睛，将一叠盖着日军蓝色圆印的单子递给余则成。
余则成坐在写字台前，取下眼镜用哈气擦了擦，戴上后仔细翻看。
这批单子里，夹着一份特别的“车辆出城派车单”，申请单位是情报科，随车物资写的是“收缴逆产及办公桌椅”。
但在单子的右下角，却有用铅笔写下的一个小小的倒三角形标记。
那是陆桥山的私人记号。
“刘波，这单子怎么退回来了？”余则成佯装不知地问。
“日本人说，西郊关卡查出情报科这车里装的都是上好的法国白兰地和古巴雪茄，根本不是什么逆产办公椅。宪兵队把车给扣了，非要陆科长亲自去解释。”刘波低声解释，眼里闪过一丝幸灾乐祸。
谁都知道，那是陆桥山倒卖给城外黑市商行的私货，想借着年关捞一笔肥的。
余则成微微点头：“陆科长呢？”
“在办公室发脾气呢，听说刚才把茶杯都给摔了。”
“行了，单子先放这儿，我去瞧瞧。”余则成站起身，整理了一下军装，迈步出了机要室。
情报科长的办公室里，暖气烧得很足，但气氛却冷得像冰窖。
陆桥山正叉着腰站在窗前，那头一丝不苟的大背头今天显得有些凌乱。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里，满是压抑不住的焦躁。
“陆科长，这是怎么了？大清早的动这么大肝火。”余则成推门进去，脸上挂着和煦的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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