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强行征收，九黎会停止采购。”
“到时候，没饭吃的年轻人可能会加入你们的敌人。”
伊斯梅尔·汗最终妥协，转而与九黎谈判：
“我的控制区可以保证安全，但我要抽成，是作为‘安全服务费’，比例3%。”
林振山答应：“可以，但必须写入合同：这3%必须用于村庄道路修缮和诊所建设，我们会审计。”
一种新的权力平衡在形成：
经济收入赋予村庄谈判能力，村庄的集体选择约束军阀行为，军阀的安全保障换取合理抽成，九黎的订单维持整个循环。
89年8月，坎大哈，罂粟种植的核心区。
这里的逻辑更残酷：一公顷罂粟的收益是小麦的50倍。
对于挣扎在生存线的农民，没有道德选择题，只有算术题。
九黎团队带来了不一样的算术。
在坎大哈南部的村庄，试点项目启动：
方案A（针对已种罂粟的农民）：
九黎以市场价收购当年已收获的胶液，但必须签署承诺：明年改种指定作物。
收购的胶液不销毁，而是运回九黎，用于合法医疗用途。
方案B（针对愿意直接转型的农民）：
签署五年期“替代作物合同”，改种：开心果，甘草，黄芪等，九黎公司统一采购和销售。
当然也可以选择种植温室蔬菜，九黎提供大棚技术和冷链运输，销往中亚城市。
对于这些农民，九黎提供第一年全额生活补贴。
免费种子，技术指导和保底收购价。
子女教育补贴：每户有一个孩子上学，每月额外补助。
用影响下一代的方式，逐渐杜绝种植罂粟的想法。
同时参与项目的村庄需组成“转型委员会”，互相监督。。
若某户偷偷复种，全村的收购价将下降5%。
若全村无复种，年终每户可获得额外奖金。
利用集体压力遏制个体投机。
第一个吃螃蟹的村庄，拉赫曼村。
长老古尔·阿迦算了一笔账：
“种罂粟，今年能赚5000美元，但整日提心吊胆，年轻人被贩子带走，村子成了战场。”
“种开心果，前四年每年只有2000美元补贴，但第五年开始，每年稳定收入8000美元以上，还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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