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问看了纸条，上面是预先拟好的三句英文：
“美国缺席的地方，不是签字的空白，是领导力的真空。”
“世界等了十二年才等到里约，我们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能等到华盛顿。”
“我们不是来谴责，我们是来邀请，邀请美国加入人类共同的未来。”
“这不是谴责，”顾问抬起头，“这是挽联。”
“是的。”汉娜说，“挽联比骂街更让人睡不着。”
第二天下午，153个国家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
美国席位空置。
南方国家代表记者会的三句话，当晚登上《纽约时报》网站首页。
次日出现在巴黎，柏林，伦敦十七家报纸的评论版。
《卫报》专栏作家写道：“里约有许多沉默，但最响亮的沉默，来自那个空着的座位。”
92年6月中旬，里约峰会在妥协与失望中闭幕。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没有约束性减排目标，《森林原则声明》被批评为“空洞的废话”，《21世纪议程》所需资金连三分之一都没落实。
但九黎的战略室不关心协议文本。
他们只关心情绪的流向。
“美国成功被塑造成唯一的反派，”李征宇在跨洋电话中对克劳斯说，“现在需要第二步：让欧洲人质问自己的政府，为什么你们跟着反派走？”
“时间窗口？”克劳斯问。
“三周后，慕尼黑，G7峰会。”
“七国首脑坐在一起讨论经济，我们要让他们的麦克风里传进街上的口号。”
克劳斯沉默三秒：“三周足够，但我们需要一个引爆点。”
“会有的。”
92年7月3日，慕尼黑。
G7峰会原定议程是讨论后冷战时代的全球经济复苏，失业问题和对俄罗斯援助。
但会址周围三公里范围内，两万名抗议者让所有计划都变了形。
这不是普通的示威。
上午十时，玛利亚广场。
五千名年轻人从八个方向同时涌入，没有人喊领袖口号，没有人举统一制式的标语牌。
但他们的标语内容惊人地一致，是专业印刷的英德双语海报。
“美国生活方式=地球葬礼。”
“美国人每吃一个汉堡，亚马逊雨林就冒起一阵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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