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多。
这时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英国所有大学经济学的必修教材，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则注定要被这些学生拿来与穆勒反复比较。
“我希望你们在接下来的课程中，要学会一件事，”杰文斯教授从讲台上拿起一截粉笔。
“经济学不是一门只靠文字推演就能得出结论的学问。它需要数学。如果你试图理解一个国家的财富分配而不去看数据、不去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那你得到的只是故事，而不是解释。”
教室里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伊迪斯注意到前排几个男生互相交换了一个不以为然的眼神——其中一个她认识，叫乔治·哈灵顿，去年跟她上过同一门课。
“教授，”哈灵顿果然举起了手，“您是认为李嘉图和穆勒的理论过时了吗？”
杰文斯看了他一眼，“你的问题很好，但我不认为任何理论会‘过时’。我只是认为，如果一个理论无法解释现实——比如，为什么钻石比水贵而水比钻石有用——那么它就需要被修正。”
“这是钻石与水的悖论，亚当·斯密当年困惑于此，而李嘉图和穆勒的劳动价值论也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他转身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简单的图表，横轴标着“数量”，纵轴标着“效用”，然后用粉笔点出两条逐渐下降的曲线。
“边际效用递减，”他说，“你拥有越多的某样东西，你从额外一单位中获得的满足就越少。所以，水是生存必需品——但你在沙漠里拥有的第一杯水的价值，远高于你在伦敦自家厨房里打开水龙头时流出的第一百加仑水的价值。定价不是由‘整体效用’决定的，而是由‘最后一单位’决定的。”
教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有人开始低声议论，有人在笔记本上画着同样的曲线图，有人仍然皱着眉，显然是无法在短时间里放下穆勒的框架。
伊迪斯则认真做完了笔记。
课程过半时，杰文斯目光扫过整个安静的教室，低沉清晰的嗓音落遍每一个角落。
“我想跟你们讨论一个具体的案例。1873年的经济萧条——这不是教科书上遥远的理论，这是刚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我希望你们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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