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推开门，会下意识想喊一句“我回来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
屋里没有人能回答他，只有灰尘在夕阳的光柱里浮动。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村里青壮年几乎全被征走，山田因为年纪偏大且属于文员，被留下来当“农业指导员”，带着妇女老人和学生干活。
他每天要统计各户的生产进度，向上级汇报，还要修水渠、防虫害。
他做着和在魔都类似的文书工作，只是表格里的数据换成了肥料和种子。
1944年，北海道遭遇冷夏，六月份还在下雪，水稻冻死大半。
山田站在田埂上，看着稀稀拉拉的稻株，心里发凉。
那年秋天收成不到两石糙米，加上土豆和杂粮，勉强够一个人活。
但征粮任务不减反增，前线在吃紧，本土的粮食都要往军队送。
村公所的人来收粮，山田跪下磕头求他们留下一点口粮，但那人只是面无表情地搬走米袋，留下一句“为国家效忠”。
他每天只能吃一顿饭，稀粥掺着橡子粉和麸皮，一米七出头的个子，体重掉到了四十五公斤，肋骨根根分明。
那是山田一生中最冷的冬天。
燃料配给削减到每人每天一小捆木柴，他不得不去山上砍枯死的树，但雪太深，常常走半天也拖不回一根像样的柴火。
1945年8月15日，山田正在地里锄草。
村里的广播喇叭忽然响了，天皇的声音含混而遥远，带着噪音断断续续。
他直起腰来听，听到“终战”两个字钻进了耳朵。
他站了很久，四周田地里别的农人也直起了身，像一个个稻草人。
良久，山田慢慢蹲下来，把脸埋进双手。
他没有哭，只是感觉很累。
战争结束了，但妻子不会回来了。
战后，北海道涌入了大批复员军人和从满洲、朝鲜撤回来的侨民。
政府推行“紧急开拓事业”，要在五年内开垦七十万町步荒地安置这些人。
山田的土地被划入了接收区，村公所的人来问他要不要把西边荒地划给开拓团，他想了想，说：“我自己开。”
他用积攒的一点钱换了一头瘦牛和一套新犁具，又开始一镐一镐地刨地。
新来的开拓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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