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聪攥着母亲的手指头，一步一步走出来。
她今天穿了一件领口绣花的碎花褂子，也是母亲用自己的一件旧衣服改的，领口那朵花是她一针一线绣上去的，已经洗得有些发白了。
她坐在条凳最边边，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腰板挺得直直的。
眼睛却在到处看，一会儿抬头看横幅，一会去看桌上的物资，之后又注意到几个扛相机的陌生面孔。
记者们来得比预想中早。
《申报》的何记者第一个到，他年轻，二十五六岁，戴一副圆框眼镜，夹着一个牛皮纸笔记本，穿着中山装。
他站在仓库门口，仰头看了一眼横幅，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然后走到藤原澈面前。
“藤原大尉，我是《申报》的何铭远，能问您几个问题吗？”
藤原澈看了他一眼，思索片刻，还是让自己的华夏语带了点口音：“可以。”
“这个救济站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月初。”
“现在住了多少人？”
“五十个。”
何记者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他写字很快，笔尖在纸面上沙沙响，写完了抬起头，又问：“衣服和粮食从哪里来？”
藤原澈沉默了一瞬，说：“宪兵队调拨。”
何记者又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然后退到一旁。他没有再问，目光扫过那些难民。
《新闻报》的摄影师扛着相机和三脚架，在空地中央找角度。
他把三脚架支起来，调整高度，低头从取景框里看了一会儿，又挪了半米，重新调。
《魔都每日新闻》的日本记者最后到，他穿西装，皮鞋擦得锃亮，手里拿着一台小相机，身后跟着一个拎包的助手。
他进来之后没有跟藤原澈说话，只是站在一旁，目光在难民和藤原澈之间来回扫。
藤原澈站到桌子后面，手里拿着一张稿纸。
稿子是陈良帮他写的，他在家里念过几遍，把发音不准的字标注了拼音，但站在这里，面对着那些记者和难民，那些字好像又变得陌生了。
他开始念：“大日本弟国皇军与华夏人民亲善友好，特设救济站，为苦难民众提供帮助……”
他念得很慢，有些字发音不准，“亲善”念成了“禽善”，何记者在笔记本上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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