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手，“丈夫呢？”
会议室里静了静。
这话谁都想到了，但谁都不太愿意先说。因为王维成有个大麻烦——
不在场证明。
案发当晚，晚上六点半到十点，王维成在公司加班对账，财务室走廊监控拍得清清楚楚，同事作证，十点零七分打卡下班，十点四十到家，发现妻子倒在浴室，打的120。
而根据最初的病历和尸温推算，张兰的死亡时间，在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
人死的时候，他在二十公里外的公司，摄像头底下。
“会不会是雇凶？”有个年轻刑警提出来。
“雇凶得给钱吧。”旁边的老刑警敲敲桌子，“他要有闲钱雇人，图什么？再说，雇来的人掐死人还知道摆个滑倒的姿势、算好后脑的着力点？这手法透着一股子熟——熟人，熟环境，不慌。”
“入室呢？”
“门锁完好，屋里无翻动，死者当天下午还在阳台收衣服。”负责现场的答，“生人进不来。进来了，她也不可能背对着人待在浴室。”
一圈排下来，箭头又全指回那个有着完美不在场证明的男人身上。
会议室里，烟灰缸都满了。
“监控我调了三遍。”负责排查的刑警说，“六点半进财务室，中间出来上过两次厕所，一次八分钟，一次五分钟，别的时间人没离开过。”
郑海峰烦躁地弹了弹烟灰，目光越过一屋子人，落到最后排的温则鸣身上。
按理说案子移交刑侦，技术室的活儿告一段落了。是周正堂发了话，让温则鸣列席，“人是他捞回来的，让他听听”。
“新来的。”郑海峰说，“你把人从火化炉前面抢回来的，你说说，现在怎么办？”
一屋子刑警齐刷刷回头。
温则鸣合上手里的笔记本。
“我想再去一趟现场。”他说，“死者家的浴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