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直接瘫坐在地，双腿在那一瞬间失去了所有的力量，像两根被抽走了骨头的、软塌塌的、再也撑不住身体重量的面条，屁股砸在地上，尾椎骨撞在冰冷的石板地面上，一阵剧痛从尾椎骨沿着脊椎向上蔓延，但他没有叫出声，他的嘴张着，他的眼睛瞪着，他的大脑在“他去了玛丽乔亚”这个信息的冲击下，已经无法再处理“尾椎骨很疼”这个信号了。
有人手中的酒碗摔碎在脚边，碗是从手指间滑落的，手指是在听到“玛丽乔亚”这三个字的时候突然松开的——不是“松开”，是“失去力量”。
那些手指在那一瞬间，像是被人从身体上切断了神经连接，感觉不到碗的存在，感觉不到碗的重量，感觉不到碗从指间滑落的过程——只是在某一瞬间，手里还有碗，在下一瞬间，手里什么都没有了，只有空气，只有那还在微微颤抖的、还没有从“握着碗”的姿势中恢复过来的、还在做无意识的抓握动作的手指。
有人本能地抱住脑袋缩到了桌子底下，那是他们在无数次战斗中形成的、本能的、条件反射般的自我保护——当危险来临时，抱住脑袋，缩到桌子底下，等危险过去。
但这一次，危险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从屏幕里来的，是从那道门后面来的，是从那个男人身上来的——那个男人已经走了，已经去了玛丽乔亚，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危险，在他们自己的心里。
在他们那被“他去了玛丽乔亚”这个信息击碎的、崩塌的、还在试图重建的认知体系里。
在他们那从“不可能”到“可能”的、从“不敢想”到“他已经做了”的、从“八百年”到“一个人”的——正在经历着有生以来最大地震的世界观里。
桌子底下，很暗，很挤，有别人洒掉的酒，有别人啃剩的骨头，有别人踩碎的花生壳。很安全。很安全。
但他们的眼睛，还是忍不住从桌子的边缘、从手指的缝隙间、从那片用桌布和阴影搭建起来的、临时的、脆弱的避难所里——偷偷地、小心翼翼地向屏幕的方向看去。
屏幕上的那道石门，还是关着的。
那个男人，还没有回来。
.......
但凯多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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