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钧走出小楼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他靠在车门旁站了片刻，把军帽摘下来夹在腋下，用手背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空气很凉，他的后背却全是汗，衬衫黏在皮肤上，被夜风一吹凉飕飕的。
“这都叫什么事啊。”
他自言自语了一句。
上海前线打得天昏地暗，华北防线局势紧张，南京城里所有人都紧绷了一整天的神经还没散开——现在又多了个半疯的军长，躺在那间不知多久没见过阳光的牢房里被所有人遗忘了两个多月，然后像翻仓库里的旧档案一样被重新翻出来。
他把夹在腋下的帽子重新戴回头上，帽檐压得很低。
车子发动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二楼那扇亮着灯的窗户。
窗帘是拉开的，灯光从玻璃里透出来，映着窗台上落满灰尘的砖缝。
他伸手把帽檐往下拉了拉，对司机说了声去官邸，然后靠进座椅里闭上了眼睛。
车轮碾过路边几片焦脆的梧桐落叶，发出细碎的断裂声，声音在安静的夜色里格外清晰。
常凯申书房的灯还亮着。
钱大钧在门口顿了片刻，抬手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声“进来”。
他推门进去。
常凯申正站在窗前，听见脚步声转过身来。
窗户开着一条缝，夜风掀动了窗纱。桌上那盏台灯的灯罩有些歪，光线把常凯申的影子投在背后的书架上，压着好几排烫金书脊。
“委座。汤恩伯已经接出来了。”他停了一下，斟酌着后半句话的措辞，最终没有选择任何修饰，“但是他在牢里关了太久，精神状态很不好。暂时——还不能履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