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浮泛”之类的字眼，朱砂圈点几乎覆盖全文。
秦浩然每次接过卷子，都需要做一番心理建设，才能平复那扑面而来的挫败感。
渐渐地，批评的锋芒收敛了，指点的意味浓了。
“此处可再斟酌”，“宜参考《文献通考》某卷”，“此喻尚可，然不够贴切”……这样的批语多了起来。
进入十二月后，变化更为明显。
有时，徐座师会在某一段旁简单写下：“此段得法。”
在篇末总批中出现：“结构渐稳，理路渐清。”
最让秦浩然心跳加速的一次，是在一篇论教化的文章后，看到了“此篇骨肉匀停，气脉贯通，可入式矣”的评语。
秦浩然拿着那篇文章，在书房里来回踱步，看了又看。
盐商在扬州的围猎之术，被秦浩然巧妙化用在一篇论“士风与吏治”的文章里。
“利诱无所不在，士子当何以自守？朝廷当何以防微杜渐？”
秦浩然并未带攻击色彩，而是概括为“今有豪商巨贾，慕虚名而务实利，以风雅为饵，以利便为钩，结纳士子，潜移默化，图以财货润色权柄，此风若长，则士习必漓，官箴必隳。”
开始尝试将不同领域的见闻勾连起来，形成更宏大的论述。
在一篇关于“何以富国裕民”的策论中，秦浩然写道：
“富国之本在民生，民生之要在流通。江南漕运，固为输粮之大动脉，然沿河胥吏层层索需，耗米折银，十成粮秣，抵达京师不足六七，此非开源而实为漏卮。
扬州盐利，甲于天下，然盐商之富，半纳官囊，半筑园林，于小民生计增益几何？
反观徐州河工、曲阜老农，其言虽朴，其计实长。
治河当用土著，知水性。劝农当问老圃，识土宜。故欲真正富国裕民，不在增赋敛，而在清中饱、通梗阻、用专才、厚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