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一块木牌，写着“张家口站”四个字。
火车继续往西走。过了张家口以后，路两边的山越来越少，地势渐渐开阔起来，变成了大片的草甸子和零星的农田。天快亮的时候，火车在丰镇站停了一回，冯庸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见站台上站着一个穿羊皮袄的老汉，牵着一头驴，正在跟一个穿制服的站务员说话。他没有下车，又闭上了眼。
第二天上午，火车终于进了归绥站。
冯庸拎着包袱下了火车，站在站台上看了一圈。归绥站是新建的砖木结构，站房不大，门口挂着“归绥站”三个字的木牌。月台上人不多，几个穿灰布短褂的汉子正从货车车厢里往下搬麻袋，两个戴毡帽的商人站在站台边上抽烟说话，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坐在长椅上打盹。冯庸没有在站台上多停留，拎着包袱往出站口走。
出站以后是一条土路，路两边开了几家铺子和客栈。冯庸在路边一家挂着“福盛客栈”招牌的店门口停下来，推门进去。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戴着一顶旧瓜皮帽，正在低头拨算盘。听见门响抬起头来：“住店？”
“住店。要一间单间，住几天。”
老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腰间那把短枪上停了一瞬，又移开了：“一天三毛，管两顿饭。住几天？”
“先住五天。”
老头从柜台下面摸出一把钥匙递给他：“后院左边第二间。”
冯庸接过钥匙，穿过堂屋往后院走。后院不大，青砖铺地，墙角种着一棵老榆树，叶子还没长全，枝丫伸在灰白的天底下。他推开左边第二间的门，屋里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台上搁着一盏油灯。他把包袱放在床上，在桌边坐下来，把枪从腰上解下来搁在桌上。
当天下午，冯庸没有急着出门，在客栈里待了半个下午，跟柜台的老头聊了一阵子。老头姓陈，在归绥开了十几年客栈了，嘴碎，也爱说话。冯庸坐在柜台旁边的长凳上，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问到归绥城里的情况，姓陈的说归绥城分了新旧两片，旧城叫归化城，新城叫绥远城，站前这一片是靠着铁路新起来的，以前是一片荒地，通了铁路才热闹起来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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