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新罗面对大唐的桥头堡。
七重城也是类似的要地，刘仁轨更是老熟人了，想当年镇压百济反抗时，新罗也有数千兵众受其调配，然后连粮道都保证不了，不知道是真的那么废物，还是故意拖大唐后腿。
金智照喃喃低语：“如果唐人所用的，是不熟悉我海东之地的将领，那此战还有几分转圜之机，如今李谨行和刘仁轨全是久经辽东战事的将军，还怎么打？”
金政明其实心中也有些数，但正如他最先所言，此时不能涨敌人的士气，灭自己的威风，低声道：“小妹不必担心，父王已经写了《乞罪书》，即将上表唐皇……”
历史上金法敏先写《答薛仁贵书》，再写《乞罪书》，通篇都在极力奉承，大唐是“圣朝”“天兵”，自己则“顿首死罪”，单看书面文章，足可成为后人写《检讨书》的范本。
金法敏求饶起来绝不含糊，用这一套哄骗宗主国，但他完整的外交策略却是挑衅——战败——求饶——得到宽恕——再挑衅——再战败——再求饶……
在这样循环往复中，新罗实际控制的国土，在不断增大。
并非大唐愚蠢，老是倒在同一个招数下，而是当时吐蕃渐渐成为大患，颇有几分无可奈何。
毕竟相比起并无可能跳出半岛，威胁到大唐本土的新罗，吐蕃才是始终头顶上的利刃，军事力量不容小觑，轻则丧师，重则失地。
而这一切要归结于李治当年的战略失策，老是盯着辽东的高丽，坐视吐蕃侵吞吐谷浑，于高原上真正崛起，等到灭了高丽，转过头来吐蕃成了大患，再对付吐蕃时，辽东半岛这边又不老实，新罗窃夺高丽百济的国土，壮大统一半岛，最终顾此失彼，两头都没讨得好。
现在吐谷浑复国，将吐蕃堵死在高原上，大唐转而往东，甚至没出全力，新罗就承受不住了。
金智照对于父王写《乞罪书》倒是没有意见，别说写点卑微讨饶的话，让他磕头磕死在地上都行，只要能将国家保住：“不光是《乞罪书》，还要有赔罪的财物，越多越好，唐人讲礼节，好尊荣，我们做足了蕃属国的姿态，还是有一分退兵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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