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何锐身上。
比较激进的同志希望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比较圆融的同志则是希望能够进行重签条约，废除那些过分的内容。
等何锐一路南下统一中国之时，他采取的政策比同志们最激进的想法更加激进。不仅完全不承认各种条约，收复所有租界，更是对外国在华驻军以及租界管理者们发动进攻。
那次行动后，外国在华驻军经过甄别审查，好歹还有不到2成的外国军人因为真的没有参与到要判死刑的犯罪行动中，所以在战俘营里关到现在。几乎100%的各国租界人员都因为参与到各种刑事犯罪中而被处决。还有大概30%的外国在华商人因为参与到贩毒，杀害中国民众的案件中，被处决或者判刑。
便是激进如徐乘风，执行了如此彻底的行动后，也觉得何锐的手段十分狠辣，十分的爽快之余，也觉得这么多的杀戮中难免会有点冤案。
至于不那么激进的同志，更是感觉何锐在搞出来亚洲国际法庭的当下对这些案件有所行动，好像不太合适。
看到同志们神色，何锐觉得大家想岔了，便解释道：“如果真的有冤假错案，为什么不能给那些被杀的人平反冤案？难道咱们的面子就比正义更大？而且，到底有没有冤案，有没有审查的问题，我认为必须趁着现在的情况，当着世界各国法学专家的面进行审理或者重审。如果我们的法律有不合适的地方，更应该邀请各国优秀的法学专家们参与到我国法律制定与修改中来。同志们，机会难得，平日里想邀请这么多世界著名法学专家到中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既然来了，我们当然希望全球顶尖的法学专家能够为中国司法建设添砖加瓦。”
一时间，中央委员们都默不作声。最后还是徐乘风率直的问道：“主席，到底原因何在？”
何锐正色答道：“我方才所说的那些，就是目的。至于你认为有可能存在的原因，是因为全世界并不了解我们的外交原则，通过这次外国在华资产的审理，有全世界这么多记者在的时候进行审理，正好可以通过一个个案件向全世界证明我们的外交原则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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