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先生，所有风险管控都有其极限。我们已经研究过中国的金融管理法，我们从中感受到中国面对的困境。中国缺乏资金与技术，希望能够最高效的利用外国资本与技术。这种追求效率的方式将导致很多不可控的结果。投机资金利润太大，哪怕是初期很多资金是以投入工业为目的，在后期也会因为追求更高利润而转为投机资金。我们认为中国的金融管理并没有针对这种源自内部的风险作出准备。”
何锐倒是没有这么担心，“只要土地、矿产资源始终保持国有，这种投机对于整体经济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大。而且我们正准备推出累进税方案，对于高收入群的收入进行调节。当个人所得税高到某个程度，这些资金全面转入投机领域的时间会延后。如果真的想投机，他们会选择其他国家作为投机场所。”
这只是一部分理由，何锐没说出来的理由是，十几年后世界大战就打起来了。到时候国家采取战时动员状态，哪里有投机资金的机会？
法国专家们并没有说这些，他们根据何锐提出的累进税政策进行了讨论，认为这的确是一个合理的做法。中华民国的宪法确定，中华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分配领域就并非是弱肉强食的模式，而是通过税收的财政转移模式向低收入阶层进行投入。也就是何锐所说过的“由国家来不断提升社会底线”。
谈了一阵法国专家们前来中国的工作重心，弗朗瓦理了理胡须，蓝色的眸子盯着何锐问道：“主席先生，中法经济合作协议到明年就需要续签。不知中国是否考虑过建立一个更有效的货币以及关税合作体系？”
何锐身边的秘书以为法国人是考虑加入现阶段中国正在引导的东亚+苏联的经济合作组织，不由得打起了精神。就听何锐答道：“现阶段中法合作并不针对第三方，难道法国认为存在对于中法合作意图不利的第三方？”
秘书的身体不由得僵直了一下，如果法国的意思如何锐所说，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中法现在是准盟友关系，而正式的结盟所需要的前提是，存在共同的敌人。至少到现阶段，中国并没有将某个国家视为敌人。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