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重新开始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技术积累，以及随之而来的科学突破。这不是自信，只是必然。”
谈到这里，卡尔教授起身告辞。他觉得中德两国在战略层面上的合作可能性已经基本确定。如果还有下次对谈的话，必然是中德两国发生了足以改变战略改变的大事。
看着卡尔教授的背影消失在门外，程若凡叹息一声，“唉！”
会议室内的众人看过去，程若凡见大家都看过来，苦笑道：“我看着卡尔教授，总感觉教授现在的心情和我十几年前差不多。心里挺难受。国家战略上走投无路，就是这么无奈。”
此言一出，包括何锐在内的众人都有些共鸣。中国从1915年后的变化太剧烈了，以至于许多在其他时代会被视为惊天动地大事的变化，在这15年中显得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然而亲眼看着卡尔教授极力想为德国获得战略上的机遇，这样一位出色的地缘政治学者都差点没忍住，想对何锐请求帮助。对于经历过中国最低谷时期的众人，自然心有戚戚焉。
李润石基本是24年后才成为政府的一员，心态倒是好了许多。他问道：“主席，德国除了战争手段之外，别无他法么？毕竟你也已经告诉卡尔教授，未来德国可以不用先挑起战争。如果希特勒真的是一个值得卡尔教授追随的领导者，我认为希特勒有能力拖下去。”
何锐摇摇头，“道理的确是这样。但是德国的优势在于陆军。英国会允许德国恢复陆军，却不会允许德国全力发展海军。那么，德国会接受英法的领导，把德国陆军当作雇佣军，派遣到海外作战么？如果德国不肯接受英法的领导，德国越强大，对于欧洲的威胁就越大。从德国的角度来看，与其等英法让利，还不如主动出击，直接靠军事优势击败敌人，把利益先拿在手中。这才能掌握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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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润石点点头。他认为何锐是一个非常注重主动性的领导者，“等靠要”从来不是何锐的考虑方向。掌握主动权之后再利用主动权与对手进行利益交换，这是何锐的作风。不仅李润石这么看，欧美专家们对何锐的分析文章也是同样的看法。所以李润石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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