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掌控谈话的节奏。”
祁阳没有继续劝。他知道老师已经做了决定，而高育良的决定很少改变。
三天后，高育良主动约见了田国富。地点在省纪委的一间小型会议室里，没有录音，没有记录员，只有两个人面对面坐着。
田国富后来向沙瑞金汇报的时候，用了“高度配合”四个字来形容高育良的态度。高育良承认自己当年在吕州美食城项目上确实与梁群峰有过工作沟通，但强调那是正常的工作联系。
他没有隐瞒，也没有推卸，只是把时间线、背景和当时的决策考虑逐一陈述清楚，最后表态：“如果组织认为我的决策存在程序瑕疵，我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核查。”
这段陈述几乎滴水不漏。田国富无法从这段对话里提炼出任何可以用于立案的实质信息，只好把谈话记录归档，转而向沙瑞金汇报。
沙瑞金听完汇报之后没有立刻表态，只是说了一句：“育良同志的态度是好的。继续关注，不急于下结论。”
这句话传到高育良耳中时，他正在三号院的院子里继续浇花。他看了看陪着他浇花的祁阳一眼，放下喷壶，说了一句：“沙瑞金在等。”
“等什么？”
“等梁老书记那边撑不住。”高育良说，“只要梁老书记的口供不变，他拿我没办法。但如果梁老书记那边出了什么变故——比如身体出了问题，或者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那他就有了突破口。”
祁阳沉默了片刻：“老师，梁老书记那边，需不需要有人去看看？”
“你已经让梁璐去看过了。足够了。”
高育良重新拿起喷壶，“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让沙瑞金意识到，再查下去也不会有更多收获。他需要的是一块能推倒梁家和我的新证据，如果他得不到，他就会把精力转向别的方向。”
事情的变化来得比预想中更快，也来得更安静。
六月上旬，省纪委再次约谈了梁群峰。这一次问话的焦点从“那通电话”转向了梁群峰退休后的社交关系。
有人举报梁群峰在退休后，曾以“老领导”的身份帮人牵线搭桥，涉及一些项目推荐和人情往来。
举报信里没有点名具体项目，但措辞指向性很强——像是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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