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的伦敦公寓里，尽管他依旧背负着巨大的秘密和经济压力，但，他感觉只要他们还在，他就能向天再借五百年。
《莫罗博士的岛》的创作也在继续，不过进展并不如他希望的那般迅捷。
身体的拖累是其一，更主要的是心理上的重负。他越是试图沉浸在爱德华·普伦狄克的恐怖奇遇里，那些关于“身份”、“生存”的隐喻，就越是尖锐地反刺向他自身。
为了理清复杂的情节线索，和那些介于人与兽之间的造物们的生理与社会结构，查尔斯不得不频繁地打草稿。
他往往在正式的稿纸旁，摊开廉价的便笺，用更快的速度与更潦草的字迹，勾勒地图、列出时间线、设计“兽人”的生理特征与行为逻辑，甚至写下一些关键情节的片段对话。
问题就出在他的书写习惯上。
极度专注或疲惫时，他会不自觉地切换语言和符号系统。比如为了快速捕捉一个关于生物改造的灵感，他会写下几个中文词汇，类似“嫁接”、“退化”、“种群压力”，或者使用现代数学记号或简略的公式。
这些便笺通常写得很乱，用完即丢，他自己也未必记得清写了什么。
查尔斯通常会把它们团起来，扔进桌下一个充当字纸篓的小铁皮桶里。哈德森太太每天早晨会来打扫房间，倒掉桶里的废纸，换上干净的衬纸。
然而，查尔斯高估了自己在疲惫和焦虑状态下的细致程度，也低估了哈德森太太打扫时的认真——以及福尔摩斯对环境中任何特殊信息的可怕嗅觉。
事情始于一个寻常的周二下午。
哈德森太太端着一托盘茶具和刚烤好的小圆饼从厨房出来，准备送往二楼起居室——福尔摩斯下午没有预约，正在壁炉边调试他的小提琴，华生则在写信。
楼梯上，一张半个巴掌大的纸片飘飘悠悠地落了下来，正好停在哈德森太太脚边。
“哎呀，又有一张！”哈德森太太弯下腰，捡起纸片，嘴里忍不住抱怨，“这几天真是奇了怪了，这些纸片总是从凯普莱特的房间里跑出来。”
她下意识地瞥了一眼纸片。
上面用墨水写着些东西，但既不是英文，也不是她认得的法文或德文。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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