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雾气比往日更浓，像一碗冷却的稀饭，糊在贝克街的每一扇窗户外面。
华生医生坐在早餐桌前，一边心不在焉地捻着胡子，一边翻看着刚送来的《每日电讯报》。
社会版用耸人听闻的标题报道了劳瑞斯顿花园街的命案，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阴谋”或“政治犯”的臆测。
“胡说八道。”华生把报纸扔到桌上，发出一声闷响，“这些社论写得还不如你好，凯普莱特。至少你的‘血字’听起来像是个有逻辑的故事，而不是一堆毫无根据的瞎猜。”
查尔斯刚从阁楼下来，正用小刀慢条斯理地抹着黄油，闻言只是淡淡地笑了笑，没有接话。
“逻辑？”福尔摩斯的声音从楼梯口传来。他已经穿戴整齐，大衣扣得一丝不苟。他走到餐桌旁，手指轻轻点了点报纸上那个刺眼的“RACHE”。
“你说得对，凯普莱特。昨夜你的话让我想通了！”
他一把抓起桌上的一片冷面包塞进嘴里，“我得去劳瑞斯顿花园街再看看，特别是那面墙。还有，去查查德雷伯在美国的背景。华生，你要一起来吗？”
华生看着桌上那杯还没喝完的咖啡，又看了看福尔摩斯那副随时要冲出门的架势，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整个人像一个面团一样瘫回椅子里。
“不了，我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昨晚没睡好，脑子里全是那个伪装成老婆婆的凶手。我想补个觉，千万别再来什么案子了。”
查尔斯对他美好的愿望表示尊重祝福。
在福尔摩斯飞出门后，他也迅速吃完了早餐，向着华生告了别：“我出去一下，买些纸笔和墨水就回来。”
华生无精打采地挥了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