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不说话，蜷缩在病床的角落里，像一个蜷缩在母亲子宫里的胎儿。他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一个方向，瞳孔里没有任何光，护士给他打针他不动，医生跟他说话他不应。
没有人能认得出眼前的这个男人是那个曾挺直如松、意气风发的大学生村官。
后来，陈昌虢接到通知，唐永生死了。
不是在病房里上吊的，他走回了商河村，走了将近三个小时的山路，回到了那五间砖瓦房。正对着的那间东卧室，是他妻子被害的地方，他在房梁上挂上一根麻绳，搬了一把凳子站上去，把头伸进绳套里，踢了凳子。
唐永生被发现的时候，舌头伸出来老长，脸色紫黑，眼球凸出。
法医说他死前没有任何挣扎，求死的心很坚定，他是硬生生把自己吊死的。
唐永生的遗书后来被找到，确切地说那不叫遗书，那是他在卧室墙壁上用木炭写的几行字。
“妈，媳妇儿，大闺女，我对不起你们。我要去找你们了。好心人，我儿子如果还活着，请帮我找到他，送到我父亲的身边。跪谢好心人。”
落款处，他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唐永生死后，这起案子变得更加严峻。一家五口，三死一失踪一自杀，幸存者变成死者，死者里还夹着一个下落不明的婴儿。
省厅、市里的专家来了一拨又一拨，每个人都带着新的思路和新的技术，每个人都在那五间砖瓦房里站过、蹲过、叹息过，最后每个人都是带着那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离开的。
年轻的陈昌虢之前从来不失眠，沾枕头就睡，第二天六点准时醒，跑三公里，冲个凉水澡，吃两个馒头一碗稀饭，骑着他的自行车去上班，日子过得像钟表一样精准、像钢铁一样坚实。
唐永生死后，陈昌虢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准确来说是1999年7月9日，那个案件发生后。
那个案子的卷宗，他都能背了。
起初是压在办公桌上，后来是锁在抽屉里。他能闭着眼睛背出每一份尸检报告的每一个数据，能默写出每一份询问笔录的每一句原话，能画出现场勘查记录里每一处血迹的位置和形态，精确到厘米。
可是没有用，无论他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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