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新的家，新的孩子，把他和父亲，还有那间等着拆迁的老房子，一起抛在了旧时光里。
这个号码，他从来就没主动拨过。一次都没有。
通常是那边隔个两三年，会突然来个电话，问些“最近怎么样”、“工作顺不顺利”之类不痛不痒的话，他也就“嗯”、“还行”、“挺好的”应付过去。
通话很少超过三分钟，两边都像在完成什么不得不做的任务，客气，疏远，找不到话讲。
后来那边又生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那是一个他完全陌生、也融不进去的“其乐融融”。
今天打过去，说什么？说“妈，我厂子做得不错，今年赚了些钱，但大年夜就我一个人”？除了让对方尴尬，让那个或许正热闹着的家庭气氛冷下来，还能有什么结果？
算了。
他靠在椅背上，办公室里没开主灯，只有电脑屏幕和手机扣下前那一瞬间的光亮残留着。远处隐约又有几声闷响，不知道是鞭炮还是别的什么。
窗玻璃上，隐约映出他一个人模糊的轮廓。
大年初一早上，天刚蒙蒙亮，厂里留下的工人也图个吉利，放了一挂小鞭。噼啪声在空旷的厂区里显得格外清脆，也格外短促，响完就没了。
早上起来，周开飞对着洗手间那块有点水渍的镜子刮胡子，冷水扑了把脸，看着镜子里那个下巴还有没刮干净胡茬的男人，他发了一会儿呆。
去，还是不去？
柳父柳母这一年，帮了他很多，于情于理，大年初一不去拜个年，说不过去。人家可以不图你什么，但你不能不懂事。
他最终换了身还算干净整齐的衣裤，外面套上那件半新不旧的羽绒服，从厂里小库房拎出两盒之前客户送的、看起来还算体面的滋补礼盒，发动了车子。
车子开到柳家楼下，他坐在车里，又磨蹭了几分钟。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方向盘，直到后面有车按喇叭催，他才像是被惊醒，深吸了口气，拎上东西下车。
敲门。里面传来柳母熟悉的声音：“来了来了！”
门开了。柳母系着围裙，手上还沾着点面粉，看见是他，脸上立刻笑开了花：“哎哟，小周！快进来快进来！老柳，小周来了！”
“丁姨，柳叔，新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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