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报材料，要先搞清楚上级想听什么、县里做了什么、亮点在哪里；写会议纪要，要先搞清楚领导说了什么、定下什么事、谁去落实。每一种文体都有不同的要求，不能拿讲话稿的写法去写会议纪要，也不能拿汇报材料的套路去写讲话稿。
孟长河教了他一个笨办法：“你每次写稿子之前，先把同类稿子找出来，看三篇。看完了，你就知道该怎么写了。”陆浩明照做了。他建了一个文件夹，把赵国栋近两年来的所有讲话稿、批示、调研记录都存了进去，每次写稿前都翻出来看几篇。看得多了，他渐渐能模仿赵国栋的语气和风格了——短句子，大白话，用数据说话，讲具体的事。
但他也发现，光靠模仿是不够的。有一次，他起草一篇关于信访工作的讲话稿，模仿赵国栋的语气写了一句话：“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我们要把群众的诉求当作自己的事来办。”孟长河看了，把这句话划掉了，在旁边批了一行字：“赵书记不会说‘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这是套话。他会说，‘老百姓来找我们，是因为信任我们。我们不能辜负这份信任。’”
陆浩明把这两句话对比着读了几遍，发现孟长河说得对。前者是秘书的语言，后者是赵书记的语言。秘书的语言是从文件上抄来的，赵书记的语言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他开始注意观察赵国栋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不只是内容，还有语气、节奏、用词。他发现赵国栋喜欢用短句，一句通常不超过十个字；喜欢用对比，“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喜欢用设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原因有三条”；很少用形容词，很少用排比句，很少用“必须”“要”“应该”。陆浩明把这些特点一条一条地记在本子上，每次写稿子都对照着检查一遍。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陆浩明渐渐融入了综合科的节奏。早上八点到办公室，先处理文件；九点左右开始写材料；中午在食堂吃饭，饭后有时加班，有时回招待所眯一会儿；下午继续写材料，或者开会；晚上经常加班，九点十点是常事，有时候写到凌晨。
他和周志远、孟长河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周志远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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