咐要的。”
顾从卿接过简报，翻到“跨境医疗”那栏，看到“香港与深圳实现23家医院检验结果互认”的消息，忍不住在旁边画了个小勾。“你通知协调处，”他抬头说，“把这条消息整理成案例，放进‘一国两制’实践成果汇编里——老百姓最认实实在在的便利。”
正说着，办公桌上的内线电话响了，是老张打来的，声音里带着笑意：“顾主任，刚接到香港贸发局的电话，上个月的电子产品展签了十七个大单，内地企业都说签证便利太给力了！”
“好啊，”顾从卿靠在椅背上，指尖轻轻敲着桌面，“让他们趁热打铁，下个月的食品展继续跟进。对了，你那边的青少年夏令营名单定了吗？要是有香港孩子想参观航天城，我来协调。”
挂了电话，他起身去资料室找文件，路过走廊时，听见几个年轻同事在讨论香港的最新政策。“……我还是觉得‘自由行’政策最厉害，去年去香港玩，街头到处是内地游客，商铺老板都讲普通话了。”
“不止呢，”另一个声音接话，“我叔在香港开物流公司，说现在跟珠三角的通关效率比以前高了一半，货当天就能到。”
顾从卿笑着走过去：“你们说的都是‘一国两制’的生命力。等忙完这阵子，咱们组织一次香港实地调研，让你们亲眼看看基层的变化——比如深水埗的旧区改造，比如跨境学童的校车专线，这些可比文件上的数字鲜活。”
下午开部门协调会，议题是优化内地与香港的科研合作流程。顾从卿翻着手里的材料，忽然说：“我建议在深圳设个‘产学研对接中心’，让香港的高校和内地的企业直接面对面——实验室的成果不能闷在抽屉里，得变成生产线的产品，这才是真合作。”
有人提出担忧：“两地的法律体系不一样，知识产权保护会不会有问题？”
“这正是要解决的问题。”顾从卿在白板上画了个流程图，“左边对接香港的《知识产权条例》，右边衔接内地的《专利法》，中间设个调解机制，让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下周我带队去香港，正好跟那边的律政司聊聊。”
散会后，夕阳把办公室的玻璃窗染成了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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