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绝不接受这种以舆论来胁迫大臣，甚至于影响朝廷的政策，这些行为都是朱载坖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王锡爵也再次上疏，对于现在官员养望的行为提出严厉的批评，王锡爵在奏疏中说道：“正德以来，士多务虚誉而希美官，假恬退而为捷径，或因官非要地，或因职业不举，或因事权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辄假托养病致仕，甚有出位妄言弃官而去者，其意皆籍此以避祸掩过，为异日拔擢计，而往往率遂其所欲。以故人怠于修职，巧于取名，相效成风，士习大坏。”
对于这些人，朱载坖命令吏部和都察院予以查实之后直接向朱载坖上奏弹劾，永不叙用，严厉打击这些出位妄言的行为，同时对于巡按御史、给事中等官员的权力也要予以限缩，再次重申不准风闻奏事，对于无端弹劾，或者是利用科道的监察权力打击政敌等行为，捕风捉影，诬陷官员的，反坐之。
刑部尚书蔡国珍则是上疏对于奸党罪的实施情况做了说明，本朝的奸党之罪，在应用过程之中，往往走向两个极端，要不进行无情打击，不惜以诛连九族而兴大狱；要不就置若罔闻，不惜牺牲现行的法律，以顺应所谓的人情。在洪永年间，经常使用奸党，屡兴大狱。
这样做固然是为了震慑一些不法之徒，但是也因此搞得官场人人自危，官员们不敢履职，这是大肆使用奸党的副作用。
而在洪永之后，这条罪名就被束之高阁，不再使用，实际上就加以废弛了，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就开始放飞自我了，各种形式的组织就开始增长了。
所以蔡国珍认为，对于奸党一罪的使用，既要控制大规模的株连，又要防止这个法条被搁置，这点是极为重要的，朱载坖也认为应该如此，国家应该贵法，然而法胜则人心离；国家应该尊重人情，然而情胜则人心俚；国家应该崇理，然而理胜则人心背，法、理、情之间的权衡，是皇帝和朝廷要仔细思考的。
奸党一罪，在大明律中确实是极为尴尬的，一方面其内容几乎未得到过任何修改，并且在最高统治者颁布的政令中，还得到过再三的强调。而另一方面，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它又被屡屡规避甚至破坏，作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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