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罪名的法律，几乎没有其在司法实践中被实际执行的记载。
所以朱载坖特意批答了蔡国珍的奏疏道：“一法立而一弊生，诚是，然因弊生而不立法，未见其为是也。夫立法以禁弊，犹为防以止水也。堤薄土疏而乘隙决溃，诚有之矣，未有因决而废防者。无弊之法，虽亮舜不能。生弊之法，亦立法者之拙也。故圣人不苟立法，不立一事之法，不为一切之法，不惩小弊而废良法，不为一时之弊而废可久之法。”
朱载坖认为现在朝廷的情况必须以重典治之才行，之前朝廷对于官员过于优容，导致这些官员缺乏对于国法的敬畏，这点是朱载坖决不能容忍的。
右都御史劳堪也上疏称：“今日大可骇异，只要中个进士，为县令赃至二三万或五六万，上官惜大体面，或受嘱托，本犯不受笞辱，不入囹圄，不问徒罪，只作不及、浮躁，降级轻处，衣锦还乡，人羡富贵。其计巧多护者，依然官不改动，十居四五，朝廷法纪荡然，吏治大坏。”
这些进士出身的官员，由于有出身的优势，即便是被树碑建祠，公然违反法律，也不会受到惩处，更加助长树碑建祠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