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长用红笔圈出来，笑着告诉他：“小伙子，好好干，你是重点培养对象。”
车间主任是个皮肤黝黑的中年人，说话声音洪亮。他拍着任世和的肩膀，工装袖口露出三道深浅不一的补丁，一看就是常年在一线干活的老工人。“能从临时工转正不容易，”主任的语气里带着几分赞许，“当年我们这批支援三线的，都是扛过炸药包的，条件比现在苦多了。”话音刚落，远处的塔吊突然响起尖锐的哨声，几个工人抬着沉重的预制板匆匆跑过，溅起的泥点落在任世和锃亮的新皮鞋上，留下几个深色的印子。任世和刚想擦，主任就笑着摆摆手：“没事，在这儿干活，鞋子上没泥才不正常。”
到了饭点，食堂里满是搪瓷缸碰撞的叮当声。老工友们围坐在一张张简陋的桌子旁，用铝制饭盒分着锅里的萝卜炖白菜。虽然菜里没多少油星子，可大家吃得津津有味。“听说了吗？张工的老婆从四川调过来，折腾了三年才解决户口。”有人压低声音，筷子在饭粒间扒拉出个小坑，语气里满是无奈，“咱们这种‘半边户’，就像断了半截的脚手架，在这儿扎不了根，回老家又顾不上，两头都落不稳。”任世和听着，默默扒了一口饭，心里想起了远在老家的妻子和孩子。
深夜加班是常有的事。任世和蹲在工地图纸前，头顶的白炽灯嗡嗡作响，光线昏黄却刺眼。图纸边缘已经泛黄，上面还留着七十年代建设者的字迹，有些地方用红笔标注着修改意见，一笔一划都透着认真。他的钢笔尖在“家属安置方案”那一栏停顿了许久，墨水在纸上晕开一小片痕迹。恍惚间，他好像看到了妻子在老家寄来的信，信纸上永远沾着灶膛的烟灰，字里行间都是家常话，末了总要写一句：“浩楠又长高了，昨天还问爸爸什么时候接我们去城里呢。”每次看到这句话，他心里都酸酸的。
转正仪式那天，厂长亲自握着他的手，金色的钢笔在聘书上沙沙游走。任世和盯着厂长胸前的“先进工作者”奖章，那枚铜质奖章被打磨得发亮，突然，他注意到奖章背面刻着的年份——1943年，和自己出生的年份一模一样。那一刻，他心里莫名涌上一股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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