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但对个人却从不报复，特别是以往陷害过他的人。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除了吕惠卿外，苏轼几乎都没有出手针对过个人。
换句话说，苏轼就是那种真正对事不对人的君子。台上和你吵得面红耳赤，台下和你嘻嘻哈哈。
同时对自己的进退，荣辱得失都看得很淡。
而程颐的洛党又是不同。
程颐的洛党与王安石的新党其实有些相似，都是主政革新，不过王安石重‘法’，程颐重‘人’。
章越比较认同程颐的方法，要得治法，先要得治人。
要造法，先要从造士开始。
程颐最看不惯的就是王安石变法后，对迎合自己政见的人大加重用，对反对自己政见的一律贬斥。新党官员确实良莠不齐，似邓绾，吴居厚那等小人都可以进用。而地方执行的官员都是逢迎拍马而上位，也败坏了不少新法的名声，这是王安石失察的地方。
等王安石意识到这点，从太学开始培养人才，用经义造士后已是有点晚了。
至于朔党，那都是司马光的铁杆，一个比一个头铁那种。
章越则是不打算接触的。
从五代丧乱之后，宋太宗专用士大夫，读书人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也确立了此后一千多年的政治格局。
同时读书人那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也由是萌发。
这点在苏轼、张载、程颐身上最明显。
天下家国不是他们的，但他们却以主人自居。
从欧阳修的君子有党，再到太学里经义造士。
程颢登门后，程颢先向章越问道：“魏公可知太后私下派人向吕晦叔，吕微仲问策乎？”
章越道：“未曾知也。”
程颢道：“司马君实曾与我言语，太后私下召对‘更张以何为先’？”
“君实则对曰，先者广开言路，群臣若有阻拦者必为奸恶之徒。”
“而广开言路之后，必先选拔言官，台谏之制天子亲除，宰相不预。此为司马君实棋高一着的地方。”
章越点点头，司马光的路数很明显，先广开言路制造舆论，然后再改易台谏，换上自己一方的官员，最后更易人事，更张新法。
蔡确，章惇争锋相对，之前出台了‘六事防之’的策略，总之只要你说得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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