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抬手，像是在敬礼，又像是在安慰我。旁边的医生让我不要靠近，说他还没有完全清醒。但我心里想，他比我们所有人都更清醒。
我那时什么都没说。不是不想说，而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合适。我的手紧紧捏着裙摆，心里只剩一个念头：如果换作我，我会不会也那么勇敢？像是罗伯特·卡利警官和这位警官一样的勇敢、一样的恪尽职守？我很怕自己不够坚强，不够坚定，不配站在他们中间。我们都不完美，我更不完美。”
听到这里，许多原本挺直了腰背的警官忽然眼眶发热，市民们看向公主的眼神也从初时的惊讶、崇敬过渡成了柔和。
就连坐在前排的，那些带着各种伤痕的高级警官们也慢慢抬手摘下了帽子。
他们原本不太相信王室的小姑娘能讲出什么让人服气的东西，但此时此刻，他们却觉得维多利亚公主的演讲要比那些政客、主教和贵族在葬礼上说过的悼词都要诚实得多。
说到这里，维多利亚忽然面向卡利夫人和她的两个孩子：“我不会假装知道你们的痛苦，也不敢说我理解那种失去的感觉。我不懂政治，也不懂这些决定是否正确。但我知道，在过去这几年中，我看到了很多大人都在争吵，议员在愤怒，贵族在辩论，而普通人……他们只是默默看着威斯敏斯特宫的大火烧，就像我们今天看着这场雨一直下一样。”
维多利亚并没有批评，她只是从她自身出发，说出了她的不安：“我听见他们在说权力这个词，也听见他们在说改革，说失控，说替代，说必须。但没有人说害怕。没有人说：他们也怕，怕下一场火不是在威斯敏斯特，怕倒下的罗伯特·卡利警官并不是最后一个。我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女孩。老实说，我有很多事情都不懂。我不懂为什么有时候国家会选择沉默，不懂为什么街上有那么多人不相信警察制服，也不懂，为什么连一位好人的名字都得等到他死了一年之后才被人记住。”
她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组织语言：“我想，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害怕，我还应不应该留下来？如果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我还应不应该走出那扇门？”
她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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