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缓扫过那些穿制服的人，那些满是疲惫却目光炯炯的双眼，那些长着带老茧的手指和被雨水打湿的发丝的警官们。
“后来，我想明白了。”
维多利亚抬起下巴，语调放得很轻，却意外地清晰：“留下，不是因为火没烧到我，而是因为我亲眼看见了威斯敏斯特在夜里倒塌。留下，不是因为我被人命令，而是因为我看见警官们在混乱中没有后退一步。留下，不是因为我生来注定高贵，而是因为我如果不留下，谁还会记得他们在风雨之中、在熊熊大火的面前，曾经站立过？”
这三句话，每一句都像是水滴在石上，不响，却渗得极深。
寂静片刻之后，一顶警帽被缓缓摘下，再接着，是第二顶、第三顶，没有人下令，没有人喊口号，但整整一百四十多顶黑蓝警帽，如同浪潮一般在圣坛前平稳举起。
警官们没有鼓掌，他们只是将帽子缓缓摘下，按在胸口。不是因为命令，不是因为礼仪，他们并不习惯在仪式中向一个孩子鼓掌致敬。至于他们的脱帽礼，这不是因为她的血统，而是因为她的承诺，一句简单的、无法驳斥的承诺——虽然害怕，但我会留下。
紧接着，一阵轻微的掌声，从后排一个工匠模样的男人那里传出。
下一秒，又有第二声、第三声从人群中响起。
掌声先是如雨点落石，然后逐渐连成一片，如涌上岸的潮水，克制、缓慢，却无法遏止。
没有像剧院那样的哗然，也没有市政厅那样的叫好，它是从某个市民开始，一个戴着便帽、胡子发白的老工匠，他拍了三下，然后停了，像是怕惊扰到这肃穆的场景。可紧接着，旁边的花匠、印刷工、马车夫也跟上了。
听众席上，一些年长的市民眼角泛红，一个戴着毡帽的退伍老兵轻轻吸了一口气，嘴里不住地说着今天真热。
在教堂最里侧靠近拱门的那一列，一位三十岁出头的母亲牵着孩子的手悄声说了句：“上帝保佑公主殿下，亲爱的，记着她今天说的话。”
而在台下侧方，原本带着怀疑的《观察家》报的驻议会记者雷迪希先生甚至忘了掏出随身的笔记本，他只是自嘲似的摇头道：“很久没听到这种真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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