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曼竭尽全力尝试说服全校反对新国王，并且还亲自起草了抗议书。然而，仅有六位教授愿意与他联署抗议书。达尔曼的抗议书于11月18日发表，并立刻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哥廷根大学的学生们制作了数千份副本，并将其传播到了整个德意志乃至于整个欧洲。
而在这份抗议书引发巨大舆论后，恩斯特一世也不得不亲自接管此案。12月4
号，这七位教授在大学法庭上受到审问。十天后，七人被解除了大学教职，其中达尔曼、雅各布·格林和格维努斯三人，被恩斯特一世宣布为不受汉诺瓦欢迎的人，并勒令他们三天内必须离境。
几天之后，负责主持校务工作的哥廷根大学副校长和四位院长在未经哥廷根大学学术委员会授权的情况下，在罗滕基兴狩猎小屋向国王恩斯特一世递交了一份报告，宣布哥廷根大学与七位教授断绝一切联系，并遣责了他们的观点。
这件事让整个德意志学术界大为震动，因为在德意志，大学教授向来被视为国家精神的象征，恩斯特一世解除教职加驱逐出境的丝滑连招不仅没有平息事态，反而激怒了所有德意志大学。尤其是普鲁士和萨克森的大学，纷纷发表声明，公开支持达尔曼等人的抗争，并直呼这七位教授是德意志学术界的良知。
在邻邦法国，巴黎记者将这次事件称为日耳曼版的七月革命余波，共和派和波拿巴派报纸甚至嘲讽汉诺瓦国王像个落伍的德国小诸侯。
法国学者对七位教授尤其同情，这也使得哥廷根七君子在巴黎知识界名声大涨，他们那些原本在巴黎无人问津的著作也光速脱销。
同样关注著德意志局势的丹麦媒体和瑞典媒体，也完整转载了哥廷根七君子事件的经过，甚至将其作为德意志各邦仍未完成宪政现代化的例证。
而在英国，由于汉诺瓦在过去百年中，一直都是英国的共主友邦，所以这件事的关注度自然也是格外的高。
不论是《泰晤士报》、《晨邮报》、《纪事晨报》还是《曼彻斯特卫报》，几乎凡是在英国有点影响力的报纸，都针对此事发表了批评性评论，指责汉诺瓦政府此举是对学术自由的暴力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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