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做出了迥异的选择。他驻足审视被弃于途中的呻吟伤者，并毅然将救援之责视为己任，哪怕这份重担已被更自私冷漠者所推卸。
经文中的那位好撒玛利亚人，并未选择特殊的救助对象，他未曾从惨烈的战场扶起浴血的英雄，也不曾救治遭刺客毒手的君王。他所遇见的，不过是一个遭盗贼劫掠、倒卧呻吟的普通人。这，便是近两千年前为尘世匆匆过客留下的慈善典范—一我们所能知晓的，仅止于此。
在这更为复杂的社会不公日益加剧的时期，我们的监狱并不比过去更糟，我们的囚犯也并非比从前更善良，他们的地牢并不更黑暗，他们的食物并不更匮乏，他们的叹息声并不更响亮，他们的境遇也并不比前人更可怜。环境依旧，但救助的契机已然降临。
叹息被听见，黑暗被察觉，对人间怜悯的渴望得到了满足，这并非为了那些特定的囚犯，而是因为约翰·霍华德已经到来了。自霍华德先生出版《英格兰监狱现状》以来，铺草腐烂成灰、爬满虫虱、无活动庭院的狭窄囚室逐年减少，轻罪者也不必再戴上沉重的镣铐。这一切，仅仅是因为霍华德来过。
在厄斯金的时代亦是如此，法律并不比过去的一代更严苛，其执行也并非更不公，那些不得不遵守当时法律裁决的人们，也并非格外引人注目或举足轻重。
他们只是寻常案件中的普通当事人，承受著普遍而根深蒂固的冤屈，这些冤屈源于我们那东拼西凑的制度中的缺陷，而此前无人愿意审视这些缺陷，也无人具备足够的精力去纠正它们。
但厄斯金出现了，当人们告诉他这些缺陷在他出生前就是法律的一部分时，他回答说：「正是因为当时我尚未出生，所以这才能成为法律。因为我决心在有生之年见证其改变。」
塞缪尔·罗米利勋爵亦是如此，《血腥法典》的不公激起了他热忱善良的本性，为了改革他所尊崇又憎恶的法律科学，罗米利勋爵奋斗终身。而在罗米利勋爵身故后，拿起接力棒的殉道者前赴后继，直至1830年时，我在老贝利法庭的辩护演讲成为了改变这一社会不公的契机。
先是一位热忱之士，继而又有多人持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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