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算是这样，《商报》还不是最激进的。
大的还在后面。
《新乐府报》迅速跟进，以更激进的姿态加入论战。
李贽在头版刊出长文，题为《约民说》。
文章开篇直指核心：
「上古之世，民聚而居，何以不散？盖因有约。」
「约者何？共猎则分肉，共耕则均粮，遇外敌则同御。此非天授，乃人自为。」
「后立君臣，设官府，亦为此约之延伸一一民出粟米力役，以养君吏；君吏守土安民，断讼平冤。各尽其分，各取所需。」
他笔锋一转：
「然今之「役』，早已失约之本意！」
「古之役，修沟洫、筑道路，利及乡里，民虽劳而见其功。今之役，多充衙门奔走、驿传搬运，于民何益？」
「更甚者，役折为银，不过变个名目收钱。百姓未得免劳，反多一层盘剥。介休票号之弊，非孤例也！李贽援引儒家经典：
「孔子曰：「使民以时。』孟子言：「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圣贤所重，在民之力用于生产，非耗于无谓之差遣。」
「《周礼》有「均人』掌力政，必「丰年则公旬用三日，中年则公旬用二日，无年则公旬用一日』。其制本为恤民。」
「而今不分丰歉，不论城乡，一概征银。农人离田，工匠辍作，皆为此银奔波。岂非背圣贤之意？」他提出关键质问：
「朝廷既征田赋、商税、市税，已取民之财。为何另立「役』名，再征一道？」
「若谓养兵卫疆、设官治民需费，何不并入户税、商税之中？名目繁多，徒增胥吏上下其手之机。」对于吴县的做法，李贽并不认同：
「蔡令以坊主代缴、抵扣商税，看似巧妙，实乃承认「役银』不当征一既不当征，何须绕此大弯？」「更由此滋生新弊：小坊主匿报雇工，雇工为保工而「自愿』不登册。官府所得不增，百姓实惠未落，唯中间又多一层曲折。」
他给出结论：
「当今之务，非修修补补，而当正本清源。」
「力役之征，起于古时官府无财募工，故以民力充公。今朝廷财用已丰，各地征商税、设市舶，岁入倍增。既有银钱，何不募人充役？既可募人，何必强征民力？」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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