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
「因此，对官员的要求，天然就应高于普通百姓。这不仅体现在能力上，更体现在道德与操守上。」
「权力越大，责任越重，监督就当越严，此乃天理。」
苏泽指出赵有德逻辑的荒谬之处道：
「他主张『法无禁止可为』，对百姓而言，此说或有空间，因为百姓私域行为只要不害他人，官府不应过度干涉。」
「但官员行的是公权，其一切职务行为皆应以『是否尽责、是否利于国家百姓』为判准，岂能钻营律法字眼，寻找不为罪的空子？」
『这实则是将官员的『公职』降格为『私利』的护身符。」
苏泽进一步说道：
「给百姓申辩权，是因在公堂上，百姓面对的是代表国家力量的官府，力量悬殊，故需程序制衡以防冤屈。」
「但京察是朝廷内部对于权力执行者的考核，是上位者对下位者的督察，是『以官治官』。」
「在此过程中，官员若觉不公，自有向堂官、吏部陈情的渠道，这已是制度内的救济。」
「若再仿照民讼设公开听证，要求与考核者当庭对质，实则是将上下级的监督关系，扭曲为平等双方的诉讼关系，消解了朝廷的权威与考核的严肃性。」
听完苏泽这一番话，孙文启可以说是茅塞顿开。
苏泽继续说道：「儒家道义在政治层面的体现，核心之一是『权责对等』。官员既享权柄、食俸禄，就当接受更严格的考察，承担更重的义务。」
「用律法条文刻意将自己保护起来，规避『庸懒昏推』的应有惩处，这是在逃避责任，是『德不配位』。」
「长此以往，官场必是巧宦得利，实干的贤能之士反受掣肘。」
苏泽最后对孙文启说道：「你日后为政，须牢记此点。制度程序固然重要，但首先要辨明其适用对象与根本目的。」
「任何看似『公正』的程序，若被用于保护本该被监督的强势方，从而损害公益，那便是伪善，是制度之贼。」
「此次京察，吏部将坚持据实考核，重点察验官员实绩与担当，决不能被此类『法无禁止』的诡辩所惑。」
「对不称职者，即便律无明条文，亦当依据职权与道义，坚决予以裁汰，以正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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